废名（１９０１～１９６７），原名冯勋北，字焱明，号蕴仲，学名冯文炳，笔名另有蕴是、病火、丁武、法等。湖北黄梅人。１９２２年，考入北京大学预科，两年后正式升入英国文学系。１９２９年毕业，在北大国文系任教。抗战期间，避难黄梅，一度任小学、中学教员。１９４６年，重返北大，任中文系副教授、教授。１９
在现代文坛上，废名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立精神的作家、学者。其一生以１９４９年为界，可分为两个时期。前期以文学创作为主，兼及诗学、佛学研究。主要有短篇小说集《竹林的故事》、《枣》、《桃园》，长篇小说《桥》、《莫须有先生传》、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》，诗论《谈新诗》，佛学专著《阿赖耶识论》等。后期除少量创作外，主要从事学术研究，著有《古代的人民文艺――〈诗经〉讲稿》、《杜诗讲稿》、《跟青年谈鲁迅》、《鲁迅研究》、《美学讲义》、《新民歌讲稿》等。
废名以其风格特异的小说名世，但从本质上讲，他乃是一位诗人。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周作人就曾说过：“废名君是诗人，虽然是做着小说。”（《〈桃园〉跋》，《桃园》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２８年版）三十年代鹤西（程侃声）也说废名“到底还是诗人”。（《读〈桥〉与〈莫须有先生传〉》，《文学杂志》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第１卷第４期）废名是以新诗人的姿态步入文坛的，他最初发表的文学作品即是诗。他将诗的特质熔入小说创作之中，多用唐人写绝句的手法，构筑一方远离尘嚣、如诗如画的乡村世界，展现一种充满诗意的人生形式。语言简练，意境浓郁，富有田园风味和牧歌情调。他的小说不仅影响了沈从文等作家的创作，而且对卞之琳等诗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１９３７年，孟实（朱光潜）就及时注意到了这一现象，他在为《桥》所写的一篇书评中说《桥》“对于卞之琳一派新诗的影响似很显著，虽然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”。（《桥》，《文学杂志》１９３７年７月１日第１卷第３期）晚年的卞之琳承认自己主要是从废名的小说里“得到读诗的艺术享受”。（《〈冯文炳选集〉序》，《新文学史料》１９８４年第２期）卞之琳三十年代中后期的诗歌在观念化写作方式等方面，与废名小说确实存在着某些相通之处。
废名生前公开发表的诗作不多（近５０首），可他写的诗却并不算少。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７日，他曾在《〈天马〉诗集》一文中说过：“我于今年三月成诗集曰《天马》，计诗八十首……今年五月成《镜》，计诗四十首。”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６日，他在《谈谈新诗》中写道：“我从前也是写过新诗的，在１９３０年写得很不少，足足有二百首……”１９４９年以后，他用新民歌体创作了《歌颂篇三百首》，在报刊上发表过《工作中依靠共产党》、《迎新词》、《欢迎志愿军归国》等数首诗。由此可知，废名至少有诗作５００首。这些诗歌除部分散佚者外，多数以手稿形式存留下来。
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：废名重视自己的诗歌，远胜于其小说。他讲新诗，专门介绍过自己的诗歌创作。他将自己的诗歌与卞之琳、林庚、冯至等诗人相比，一面承认他们写得好，“我是万不能及的”；一面又很自信地说：“我的诗也有他们所不能及的地方，即我的诗是天然的，是偶然的，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，不写而还是诗的，他们则是诗人写诗，以诗为事业，正如我写小说。”“我的诗太没有世间的色与香了，这是世人说它难懂之故。若就诗的完全性说，任何人的诗都不及它。”（《新诗讲义――关于我自己的一章》，天津《民国日报・文艺》１９４８年４月５日第１２０期）关于废名的诗歌成就，向来是见仁见智，评说不一。卞之琳虽然承认废名“应算诗人”，但他对废名的诗评价不高，说“他的分行新诗里，也自有些吉光片羽，思路难辨，层次欠明。他的诗，语言上古今甚至中外杂陈，未能化古化欧，多数佶屈聱牙，读来不顺，更少作为诗，尽管是自由诗，所应有的节奏感和旋律感”。（《〈冯文炳选集〉序》，《新文学史料》１９８４年第２期）台湾诗人痖弦则坚称：“废名的诗即使以今天最‘前卫’的眼光来披阅，仍是第一流的，仍是最‘现代的’。”（《禅趣诗人废名》，《中国新诗研究》，台湾洪范书店１９８２年版）
废名的诗歌创作起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终于五十年代末。总的来讲，二十年代的创作，如《冬夜》《小孩》《磨面的孩子》《洋车夫的儿子》等，偏向于写实，比较容易读懂。三十年代转向现代派，诗思生涩，禅味甚浓，最难理解。抗战以后，诗风稍趋闪露，如《鸡鸣》《人类》《真理》《人生》等。五十年代的诗作，则近于民歌体，内容清楚明白，无需解读。因此，要解读的是其三十年代的诗歌。这类诗歌代表着废名诗歌创作的最高艺术成就，在中国现代派诗歌中可谓独树一帜。１９４７年，黄伯思曾指出：“我所有兴趣的还是废名在中国新诗上的功绩，他开辟了一条新路……这是中国新诗近于禅的一路。”（《关于废名》，《文艺春秋副刊》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５日第１卷第３期）
废名的诗歌一如其小说，有的特别是三十年代的作品的确相当难懂。早在１９３６年，刘半农就说过：“废名即冯文炳，有短诗数首，无一首可解。”（《刘半农日记（１９３６年１月６日）》，《新文学史料》１９９１年第１期）过了半个世纪，艾青也说废名的诗“更难于捉摸”。（《中国新诗六十年》，《艾青谈诗》，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）废名的诗难懂，是指其诗懂之不易，要弄懂须花些功夫才行，并非说他的诗如有字天书，根本就不可解，无法懂。而一旦懂得，则会发现许多新奇的东西，令人惊叹，耐人回味。诚如朱光潜所言：“废名先生的诗不容易懂，但是懂得之后，你也许要惊叹它真好。有些诗可以从文字本身去了解，有些诗非先了解作者不可。废名先生富敏感而好苦思，有禅家与道人的风味。他的诗有一个深玄的背景，难懂的是这背景……无疑地，废名所走的是一条窄路，但是每人都各走各的窄路，结果必有许多新奇的发见。最怕的是大家都走上同一条窄路。”（《编辑后记》，《文学杂志》１９３７年６月１日第１卷第２期）废名曾说：“大凡想像丰富的诗人，其诗无有不晦涩的，而亦必有解人。”（《讲一句诗》，北平《平明日报・星期艺文》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２日第３期）这话虽然是针对李商隐及其诗歌而言的，但也可以看作是废名的夫子自道。
从现有资料来看，废名自编过三本诗集。第一本为《天马》，第二本为《镜》，第三本系前两本之合集，较原来删去了几首诗，亦题名为《天马》。这三本诗集，都未曾出版过。如今，《镜》稿已发现，而两本《天马》仍下落不明。同为苦雨斋弟子的沈启无（开元）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曾辑有《水边》和《招隐集》两本书，内中收有废名的部分诗歌。《水边》１９４４年１月由北平新民印书馆印行，共收诗３３首。全书分前后两部。前部题曰“飞尘”，计３辑，收废名诗１６首。后部题曰“露”，所收的是开元自己的诗。《招隐集》１９４５年５月由汉口大楚报社出版，系废名的诗文合集，其中收诗１５首。平心而论，沈启无本着友情编辑这两本书，不能说毫无意义和价值，但是他对废名的诗删改较多，则有损废名诗作的原貌。１９８５年，冯健男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，编辑出版《冯文炳选集》，第二辑选编废名诗歌２８首，大多是据作者手稿排印的。１９９９年，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《中国诗歌库》，周良沛选编，其中第三集列有“废名卷”，共收诗４０题５３首。这是目前搜罗废名诗作最多的一个集子。编者虽然花了大量工夫“尽量求全”，但因资料阙如，结果还是“集漏”了不少。
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诗集，共汇编废名１９２２年至１９４８年间的诗歌９５题１０８首，其中旧体诗、译诗各两首。集中所收诗歌，凡未公开发表的，一律按废名哲嗣冯思纯先生提供之手稿排印；已公开发表的，则主要以原刊本为依据。为便于读者了解、理解废名的诗学观和诗歌创作，特选《新诗问答》、《新诗应该是自由诗》、《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》、《新诗讲义――关于我自己的一章》等７篇文章列为附录。原打算将废名１９４９年以后的诗歌一并编入本集，经反复考量，愚意以为还是不收的好。废名在１９４９年之前的诗歌，如本集有所遗漏，俟日后再版时补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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